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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的另类动物书写(四):动物园的争议──是保育?还是该废除?

作者:  发布: 2020-08-05 分类: U再生活 阅读: 591次 

本文原为〈猿猴能说话吗?:西西的另类动物书写〉,刊于《「牠」者再定义──人与动物关係的转变》(三联,2018)。标题为编辑拟定。

本文初稿〈西西《猿猴志》与香港动物书写〉曾在2015年「战后马华、台湾、香港文学场域的形成与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感谢许文荣教授及与会者不吝指正。

 

为写作此书蒐集资料,西西和何福仁曾多次参观亚洲各地动物园与保育中心,了解猿猴的生活情态,因此了解到人类对猿猴做成很大的伤害,这些人类的近亲许多濒临灭绝,都拜人类滥捕滥杀,以及大规模砍伐树林所致,西西对这些恶行深痛恶绝。可是,对于动物园,二人的态度却暧昧得多。

〈动物园、保育中心〉对谈中不乏动物园劣迹斑斑的记述,书中不只一次提及恶名昭彰的例子,是德国科隆动物园为了买一只大猩猩幼儿,把大猩猩全家杀害一事(页113)。英国野生动物园Knowsley Safari Park因为财政支绌,把数十只珍贵的狒狒、羚羊等杀死,曝尸多日,任由蛆虫滋生是另一恶例(页113)。可是,篇中记载更多的是二人走访保育中心、野生动物园的正面经验:香港动植物公园「猿猴居住的地方都很洁净,树木的布置也有心思,猿猴看来都很愉快」(页111);马来西亚沙巴的史必洛保育中心远离闹市(距山打根市区25公里),佔地4,500公顷,主要收留受过伤,或被捕捉豢养过的动物,保育员会教育幼年的动物野外生存技能,两、三年后再野放在附近的保护森林,游客来参观,可在观看台上远看保育员一天两次的餵食;[1] 沙巴州山打根市郊的拉卜湾长鼻猴保护中心的观众台在楼上,距离餵食台要更远些,游客伸手摸银叶猴,会被饲养员喝止(页119);马来西亚砂劳越的峇哥国家公园(Bako National Park)则位于小岛上,游客看动物也是在木搭的走道上远远观看(页120);上海野生动物园的狐猴岛也用开放式,「环尾狐猴都很活泼、健壮」(页121),比日本名古屋的犬山猿猴公园里的环尾猴看来要健康些,因此西西也不禁说「这是最成功的了」(页121)。

也许是这些在动物园及保育中心与猿猴接触的正面经验,让他们对动物园这争议极大的话题看法比较正面,认为动物园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大家偶然去一次,看着熟悉的动物长大、老去,小孩子也随着长大」(页110),因此,日本名古屋东山动物园为死去的大猩猩设祭坛,供人凭吊,西西认为「东山的做法是认真的,是要孩子知道:珍重生灵。」(页110)并肯定现代动物园建立的理想,除了提供娱乐,还要承担教育作用,「让大小朋友见识动物,特别是本地没有的动物,对动物产生感情,从而懂得爱护动物,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页111)西西勾勒出一幅动物园的理想图像,认为除了娱乐、教育外,动物园还应该有保育作用,帮助繁殖濒临绝种的动物,并且为失去野外求生能力的动物提供栖居之所。为了达到这动物园理想国,必须有充足的营运经费,因此,利用动物赚钱也是可以接受的,「租借稀有的动物到外地去,可以赚钱,回馈同类的保育中心,例如熊猫就是。」(页112)为了收入稳定,动物生活有保障,「有些动物园搞些动物表演,吸引观众赚钱,帮补收入,也就是可以理解。动物也需要运动,据说有些也喜欢这种运动,譬如海狮、鹦鹉之类,只要不是太难、变态」(页114)。甚幺是太难、变态的表演呢?何福仁认为像老虎跳火圈、袋鼠打拳,训练过程一定用鞭子恫吓,甚至虐打,就应该禁止。(页144)然而,他们也知道,「我们讲的是理想的动物园,实情呢,恐怕大多不是这样。」(页113)

动物园的存废,国际社会上一直存在极大争议,即使如保育濒危动物这样似乎名正言顺的目的,倡议动物权益者与主张圈养保育的环保伦理者之间,也一直存在不易调解的分歧。环保伦理者认为动物权益倡议者只关顾个别动物,忽略整个物种的存亡;[2] 关注动物权益者则指出,人为迁移无可避免会为动物带来长期压力,不但影响个别动物的健康,更因而减损濒危动物的数量,最终无法达至保育目的;[3] 动物园圈养的大部分均非濒危物种也是不争的事实;保育与野放成本高昂,野放成功率却非常低[4] 等等,都是动物园或保育中心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5]

何福仁在书中提到好些成功的保育例子,如阿拉伯长角羚、熊猫、红毛猩猩等(页111–112),的确保住了物种不致灭绝,然而圈养保育引致的道德与动物生存状况问题,仍然不易回答。以香港人熟悉的大熊猫为例,人工圈养环境下大熊猫往往发情难,成功交配不易,然而研究指出,野外大熊猫成年后的繁殖行为却非常活跃,雄性会相互竞争,雄性和雌性会与多个异性交配,繁殖活动自由活跃。[6] 这些动物生存的自然本能,在人工圈养的环境下却无法自然发生,往往得使用人工繁殖方法,强行在成年雄性熊猫生殖器上插入胶管取精,并麻醉雌性熊猫导入精液。可是在高压环境下,熊猫的成功受精率却很低,为了提高成功率,雌性熊猫有时会被连续麻醉十多天。这样的人工繁殖,被批评违反动物本性,损害动物的基本权利。[7] 台湾东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裴家骐更指出,很多圈养机构或动物园繁殖濒危物种「背后的思考不全然为了保育,极可能只是为了技术的突破」。[8] 中国的熊猫外交,完全与保育无关,长途跋涉运送更损害个别熊猫的身心健康,危及熊猫整体的生存,严重削弱了保育的正当性。

上面提到商业租借熊猫赚钱的事,在国际上引来很大反对声音。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在内的国际自然保育组识都强烈批评商业租借大熊猫计划,申明反对捕捉野生熊猫作商业借租的立场。[9] 1998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与美国动物园及水族馆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更联合向美国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禁止俄亥俄州托雷多动物园(Toledo Zoo )展示两只适龄繁殖的熊猫,[10] 结果促成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修例,规定进口大熊猫的动物园须确保中国把半数以上租借所得的费用用于保育野生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上。[11]

动物园的教育功能,则受到更多的质疑。台北市立动物园在2008至-2014年的《政策白皮书》中即坦承:「综观全球各地较先进的动物园所强调的保育与教育功能,近年来也受到外界更多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圈养野生动物在保育意义上的质疑,其次则是对于圈养动物福利的关切与对动物园所能发挥的教育意涵之质疑。」[12] 保育意义上的质疑主要在于动物园圈养的绝大部分动物都不涉保育意义,而且为了维持动物展示的品质,动物园要不断购买狩猎者捕捉的野生动物,在供求的关係上,直接鼓励了危害野生动物的狩猎工业;教育功能之质疑,则除了捕捉与囚禁野生动物与教育本质互相矛盾以外,批评者也指出,动物园的教育功能经不起分析。

西西提到理想的动物园应该尽量仿製自然环境(页115),谈到生态学家张树义在《野性亚马逊:一个中国科学家的丛林考察笔记》一书结尾时说希望有一天能在中国见到如美国芝加哥野生动物园一样的亚马逊雨林微缩景观,表示这也是他们的希望(页125)。可惜无论人工动物园如何仿製自然,仍无法为野生动物提供自然的野外生活环境。许多研究与观察报告均指出,困养明显限制了野生动物漫游觅食等自然活动,造成压力与挫折,[13] 大部分动物园都有动物出现不正常或刻板行为(stereotypic behavior),甚至自残举动,如克立(Ros Clubb)及马新(Georgia Mason)针对动物园中「漫游性食肉动物」(wide-ranging carnivores)的研究显示,这些动物普遍出现自然行为受挫、刻板行为,以及幼兽死亡率高等问题;[14] 兰天明等研究圈养取胆的黑熊时,亦发现黑熊出现普遍的踱步、转圈、摆头和直立转身等刻板行为;[15] 孟秀祥等研究甘肃兴隆山养麝场的圈养马麝,亦发现养麝场的餵食形态直接引起马麝嗜食异物和刻板舔刮等行为,活动场所的限制则直接导致马麝出现狂奔、来回走动、立台、跳墙和搭蹄凝视等运动性刻板行为。[16] 2013年5月网路上流传一段香港海洋公园的海豚撞向池边再翻身直插池底的影片,海洋公园事后向传媒解释,这条海豚Pinky冲向池边是牠自小已有的「惯性独特动作」,否认是自残行为。香港海豚保育学会会长洪家耀却认为海豚撞墙行为罕见,虽然难以明确判断怎样才算动物自残行为,然而重複撞击,或表演中途跳出水池等行为,都会有压毁内脏的风险。[17]彭仁隆归纳动物园动物出现身心异常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活动空间受限、天然环境条件改变,以及食物多样性缺乏。[18] 事实上西西与何福仁也观察到动物园的餵食改变了动物的自然吃食习惯,「野外的猴子总在不停地吃东西,而且是自己寻找,不是限定了时间,每天两次。」、「那是人的时间,而不是动物的时间,是行政的考虑,也是给观众看的秀。」(页121)改变动物的吃食习惯,动物也失去寻找、发现的乐趣。篇中提到违反动物天性的另一个例子,是北京、日本等夜行动物馆。为了让游客日间可以看到这些夜行动物的活动,动物园于是把馆内的灯光调暗,模仿黑夜,到夜晚休馆时则灯光齐明,让动物以为是白天。(页122)为了满足游客,硬生生把动物的日夜颠倒。

西西的另类动物书写(四):动物园的争议──是保育?还是该废除?
2013年香港独立媒体记者柏採访香港海洋公园时拍得园内圈养的海豚Pinky撞池。感谢柏及香港独立媒体准予使用照片。[19]

所有动物园都标榜其教育公众的职志,何福仁就举德国慕尼黑海拉布伦动物园为例,园长韦斯拿(Hening Wiesner)认为负责任的动物园的首要任务是教育。(页113)现代动物园有超过二百年历史,却只有少数动物园对这宣称的重要功能过做科学的研究及评估,拿出具说服力的数据。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是少数做过认真调查的动物园,2005年曾针对游客浏览展场的时间做过统计,结果发现游客对展示场中所提供的内容兴趣不大。[20] 凯勒(Stephen R. Kellert)和邓立(Julie Dunlap)以研究者身分,观察美国费城等动物园内的游客,结果发现人们来动物园最主要的原因,超过70%是因为家庭活动,其次才是观看动物,参观动物园后对动物的认识大致上并没有提高。他们的结论是这几个动物园的教育成效不彰。[21] 2007年美国动物园暨水族馆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Zoo and Aquarium)曾委托霍克(John H. Falk)等学者调查美国的动物园与水族馆,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游客参观动物园及水族馆,对他们认识野生动物及保育议题,都有正面而深远的影响。[22] 然而,马利诺(Lori Marino)等学者却指出,霍克等人的调查至少有六大方法学上的问题,直接影响调查的準确性,并认为目前并无具说服力的证据显示动物园及水族馆在教育公众与提高游客的保育意识上有明显帮助。[23]

至于亚洲地区,罗允佳也观察过台湾的动物园,结果与凯勒、霍克等相近,一些细緻的观察值得我们深思。据他观察所得,进园的游客以幼童和父母为主,其次是年轻学生或情侣;动物园的教育规划都以学童为主,这些规划的最佳引导和解说人员,就是牵着他们的父母。[24] 罗允佳举出两个典型的亲子对话:

来到展示狮子的园区,有个小朋友的爸爸兴奋地指着狮子说:「你看!狮子喔!」小朋友意兴阑珊的应了一声,爸爸又说:「狮子的英文怎幺说?啊?你记得吗?」「来嗯。」「对啊,来嗯!那长颈鹿怎幺说?」小朋友的妈妈在一旁搧风:「这里热死了,赶快找地方喝饮料啦。」

有一只食蟹獴在两个定点来回快速地走动,旁边小孩说:「妈妈,他怎幺这样一直走来走去,他是不是疯了?」妈妈说:「不是啦,他是因为贴心,想要走来走去给大家看啊!」[25]

只要稍稍观察节假日的动物园或海洋馆,你会发现上面的例子其实很普遍。动物园成为亲子活动的上佳地点,有些动物园还附设机动游戏(如香港海洋公园),大人小孩走马看花观赏动物禽鸟,看海豚表演,鹦鹉飞翔,排队玩机动游戏,人如潮水涌进涌出,这中间有多少与认识动物有关,恐怕都很清楚。更有甚者,是大人也一知半解,像上面的妈妈,传递了错误的知识。

当然,最自相矛盾的保育讯息,是假教育之名,行商业谋利之实,剥夺动物的自由,甚至危害动物的性命。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在中国积极推动民间监督动物园野生动物生存状况的中华文化学院教授莽萍2003年创立「中国动物园观察」,招募大学生参与调查中国各地动物园的状况,结果发现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动物园以商业利益挂帅,动物通常得不到良好照顾,「动物表演极其野蛮,那些驯兽师完全违逆动物的天性,殴打是公开的」,「活体餵食是最大的商业噱头,非常残忍」。[26] 十多年来他做了多次调查发布会,倡议「无动物表演城市」,单在北京就举行了多次「让北京成为无动物表演城市」的活动。

香港过去几十年一直有动物表演,如荔园游乐场自1950年代初从各地动物园引进动物,进行训练与表演,[27] 亦时有外地马戏团来港演出,[28] 动物展示环境恶劣,表演意外时有发生,社会的关注始终有限,[29] 大众对动物马戏还是津津乐道,香港政府甚至一度考虑在竹篙湾迪士尼乐园旁兴建永久的马戏表演场地。[30] 近年因动物权益团体「豚聚一家」、「动物公民」、「NPV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等的努力,动物表演的问题渐渐受人关注,最大的争议大概要数目前仍以动物表演作招徕的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自1997年成立以来,一直标榜保育自然生态,推广环保教育,然而近年却出现大量动物死亡事件,[31] 园方拒绝透露死亡动物的品种,以至具体死亡原因,只称为「自然死亡」。[32] 海洋公园亦从不披露海洋生物的来源,公众无从得知这些海洋生物是否来自不人道的捕猎买卖。近年日本太地町的海豚捕猎备受争议,随着纪录片《海豚湾》(The Cove)2010年获颁第82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同年德文版着作Die Bucht: Flippers grausames Erbe出版,2013年中译《血色海湾》面世,我们逐渐知道世界各地的海洋馆里的海豚表演背后,原来有这样血腥的大屠杀事件。《海豚湾》的主要摄製者欧贝瑞(Richard O’Barry)本来是训练海豚表演的老手,自1960年代起便亲自捕捉并训练海豚,主演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视片集《飞豚》(The Flippers)。在经历亲手训练的海豚凯西(Kathy)死在他怀里后,[33] 欧贝瑞放弃一手建立的海豚事业,为海豚的生存权奔走世界各地。该纪录片揭露日本太地町每年以驱猎方式捕杀游经附近海域的海豚,利用噪音干扰把海豚赶进潟湖,第二天挑选伤疤较少的雌海豚卖到海洋馆,其余全部杀掉,每年被屠杀的鲸豚多达23,000条,把整个海湾都染红。[34] 那些侥倖逃过屠杀命运的雌海豚,终生被困在狭窄的人工蓄养池,强迫训练、演出。鲸豚专家皮雷瑞(Giorgio Pilleri)指出,海豚性喜群居,有极完善的社会结构,会照顾伤病同类,提携幼小。人类捕猎餋养,破坏其团体,是极残忍的事。[35] 海豚体内有极敏锐的声纳系统,用以探测距离,辨别方向,呼唤同伴。关禁在人工水池,感知能力会变得紊乱失序。[36] 皮雷瑞指出,生活空间狭小,强迫训练演出,都会导致海豚严重的心理与生理失衡,包括丧失沟通能力、抑郁、绝望,甚至自杀。[37] 为了让海豚看起来「无忧无虑」,自捕捉的那一刻起,即需餵食五花八门的人工维他命、抗生素、杀真菌药、镇静剂以及荷尔蒙。[38] 海洋里的海豚平均寿命达三四十年,被囚禁的海豚却只及这些野生同伴平均寿命的六分之一。[39] 因此,反对海洋馆囚禁海豚、强迫表演的声音从未间断。

我们大概可以说,西西与何福仁讨论动物园,大抵还是一种人本角度,认为让人接近动物,有教育人尊重动物、珍惜自然的效果;也是一种现实考虑,既要保育濒危动物,又赞成商业租借与动物表演。保育与商业运作,本来就是一种折中与妥协。

五、结论

西西志猿猴,做毛偶,百科全书式地介绍各种猿猴的特徵与生活习性,穿插各种相关的文学、历史、游历、新闻、电影、神话传说等资料,写成这本知性十足,难以分类的猿猴博物志。知性底下,我们看到作家对猿猴单纯的喜爱与尊重,视牠们为平等的生命,我们从西西的作品中一直见证这种平视万物的视野。西西也一直维持一贯的知性笔触,尤其这次大幅加进她与何福仁的对谈,成为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谈人类对猿猴的误解与杀戮,也谈猿猴的聪明与残暴,「没有美化,也不想丑化」,[40] 用事实除魅纠错。西西虽立意为猿猴请命,希望藉此唤醒人类爱护生灵,然而她的眼光其实放在宇宙「更大的忧患和悲情」上,探索的是「整个生灵生存的权利」,[41] 把动物和人都放在这大格局上看,因此谈到个别动物或物种的福祉时,难免有权宜与妥协,与动物权益倡议者的观点难免有冲突。西西与何福仁的保育观点,明显属于环保伦理的。然而就争取动物权益层面而言,引起讨论,甚至争议,也许正是这书真正价值所在。动物保育与动物权益在香港社会一直引不起广泛关注,上面讨论的伦理争论恐怕关心的人也不多。西西以其文坛地位,把动物议题带进文学视野,拓阔动物伦理的讨论,其博学的写作策略,也示範了一种动物写作的高度。

猿猴能说话吗?史碧华克(Gayatri Spivak)讨论从属阶级能否发言时,指出了社会的权力结构欠缺从属阶级发言的制度与条件,正因如此,拥有发言权的知识分子更应警惕自己的位置,投入协助建立让从属者可以有效发言的条件。[42] 猿猴没有人类的语言,即使被视为人类的近亲,但在人类社会里,牠们其实比从属阶级更弱势。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并非不能接近并尝试了解猿猴,着名动物学者如古德(Jane Goodall)、弗西(Dian Fossey)、高蒂卡丝(Birutė Galdikas)等已作了良好示範,数十年近距离观察红毛猩猩(高蒂卡斯)、黑猩猩(珍古德)、大猩猩(弗西),长期在野外与猿猴一起生活,除了建立起有关猿猴的生物学知识,让我们可以正确了解这些人类的近亲外,也揭露人类对猿猴生活环境的破坏,以及猎杀猿猴的暴行,致力守护与保育猿猴。许多人也从她们身上得到启发,尝试站在动物的立场,视牠们为生命的主体,平等看待,通过反省、辩论与行动,身体力行改变长久以来人类对动物做成的伤害。

【〈西西的另类动物书写〉全部文章(共四篇)】

注释

[1] 网路上看到的旅游团宣传照,木板路上还是看到红毛猩猩与游人并排而走,而且游人不少。〈西必洛猿人中心〉,沙巴君王旅游网,2015年7月15日浏览,http://www.junwanglvyou.com/tour-packages-sabah-sdk02-sepilok-orang-utan-rehabilitation-centre.php。

[2] 持这样看法的如J. Baird Callicott, “Animal Liberation: A Triangular Affair,” Environmental Ethics 2, no. 4 (Winter 1980): 311–338, POIESIS: Philosophy Online Serials, doi:10.5840/enviroethics19802424; 以及Holmes Rolston, Environmental Ethics: Duties to and Values in the Natural Wor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 Molly J. Dickens, David J. Delehanty and L. Michael Romero, “Stress: An Inevitable Component of Animal Translocation,”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43, issue 6 (June 2010): 1329–1341, http://doi.org/10.1016/j.biocon.2010.02.032.

[4] 贝克1995年的研究显示,145个野放保育繁殖动物的计划中,只有十六个算是成功的。Benjamin Beck, “Reintroduction, Zoos, Conservation, and Animal Welfare,” in Ethics on the Ark: Zoos, Animal Welfare,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ed. Bryan G. Norton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5), pp. 155–163.

[5] 有关动物伦理与环保伦理之间的辩论,可参考Michael E. Soulé, “The Onslaught of Alien Species, and Other Challenges in the Coming Decades,” Conservation Biology 4, no. 3 (Sept 1990): 233-239, Wiley Online Library, doi:10.1111/j.1523-1739.1990.tb00283.x; Jozef Keulartz and Cor van der Weele, “Framing and Reframing in Invasion Biology,” Configurations 16, no. 1 (2008): 93–115, Project Muse Standard Collection, doi:10.1353/con.0.0043; Ben A. Minteer and James P. Collins, “Ecological Ethics in Captivity: Balancing Valu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Zoo and Aquarium Research Under Rapid Global Change,” ILAR Journal 54, issue 1 (Jan 2013): 41–5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urnals, doi.org/10.1093/ilar/ilt009; 及Jozef Keulartz, “Captivity for Conservation? Zoos at a Crossroad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28, issue 2 (April 2015): 335–351, Springer Standard Collection, doi.org/10.1007/s10806-015-9537-z.

[6] Ent:〈熊猫濒危是因为繁殖力差吗?〉,科学松鼠会,2013年5月29日,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81614。

[7] Roni Wong:〈佳佳,欠你的岂止一句 Sorry?〉,香港独立媒体网,2016年10月23日,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53449。

[8] 廖静蕙:〈动物园保育野生动物?学者:把动物照顾好〉,关怀生命协会,2016年11月18日,http://www.lca.org.tw/column/node/6242。

[9] Resolu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18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IUC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1991), pp. 40–41.

[10] Philip M. Boffey, “Traditional Allies Battle over Pandas,” New York Times, May 31, 1988, http://www.nytimes.com/1988/05/31/science/traditional-allies-battle-over-pandas.html?pagewanted=all.

[11] “Panda Conservation,” WWF Global, http://wwf.panda.org/what_we_do/endangered_species/giant_panda/panda/panda_evolutionary_history/.

[12] 〈台北市立动物园政策白皮书(2008–2014年)〉,《台北市立动物园》,2014年12月22日,http://www.zo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1A7199F880AAB2CB&sms=F2778D8C4876120C&s=F0F1B342A32268C4。

[13] 见David J. Shepherdson, Jill D. Mellen and Michael Hutchins eds., Second Nature: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for Captive Animal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8) 及Georgia Mason, Jonathan Cooper and Catherine Clarebrough, “Frustrations of Fur-Farmed Mink,” Nature 410 (March 2001): 35–36.

[14] Ros Clubb and Georgia Mason, “Captivity Effects on Wide-ranging Carnivores,” Nature 425 (Oct. 2003): 473–474. doi:10.1038/425473a.

[15] 兰天明等:〈圈养取胆黑熊的刻板行为〉,《东北林业大学学报》第39卷第2期, 2011年2月,页86–88。

[16] 孟秀祥、杨奇森、冯祚建、徐宏发、冯金朝、周宜君:〈圈养马麝的刻板行为〉,《东北林业大学学报》,35卷第1期, 2007,页47–48。

[17] 《苹果日报》,2013年5月28日,http:// 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30528/18274833。

[18] 彭仁隆:〈圈养野生动物的伦理争议──从动物园的存在价值谈起〉,关怀生命协会,2005年9月30日,2015年7月2日浏览,http://www.lca.org.tw/column/node/15。

[19] 柏:〈海豚的辛酸:我可以罢工吗?──海豚「撞墙」抗议直击〉,香港独立媒体网,2013年5月27日,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6717。

[20] 根据彭仁隆的引述,统计显示游客浏览展场的时间极短,平均花在观看动物的时间为:大卫神父鹿27秒,狮子跟犀牛1分钟,金刚猩猩2分钟,蝙蝠3分钟,以及大猫熊5分钟。见彭仁隆:〈圈养野生动物的伦理争议〉。

[21] Stephen R. Kellert and Julie Dunlap, Informal Learning at the Zoo: A Study of Attitude and Knowledge Impacts (Philadelphia, PA: Zoological Society of Philadelphia, 1989).

[22] John H. Falk, Eric M Reinhard, Cynthia Vernon, Kerry Bronnenkant, Joe E Heimlich and Nora L Deans, Why Zoos & Aquarium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 Visit to a Zoo or Aquarium (Silver Spring, MD: Association of Zoos & Aquariums, 2007).

[23] Lori Marino, Scott O. Lilienfeld, Randy Malamud, Nathan Nobis and Ron Broglio, “Do Zoos and Aquariums Promote Attitude Change in Visitors?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American Zoo and Aquarium Study,” Society and Animals 18, issue 2 (April 2010): 126–138.

[24] 罗允佳:〈那些动物园教我的事〉,《看守台湾》季刊,第十四卷第三期,2012年9月,页51–57。

[25] 罗允佳:〈那些动物园教我的事〉,页54。

[26] 陈宜中:〈动物保护事业在中国:莽萍先生访谈录〉,《思想》第29期「动物与社会」专题,2015年10月,页230。

[27] 有关荔园的动物训练与表演报道,见〈前荔园驯兽师 说茶果岭动物故事〉,《苹果日报》「专题籽」,2017年05月09日,http://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special/daily/article/20170509/20014862;及曾昭慧、杨俊浩:〈与兽同行二十载 萧国威〉,《仁闻报》,2014年5月21日,http://jmc.hksyu.edu/ourvoice/?p=4178。

[28] 如大马的沈常福马戏团1950代曾来港演出。见潘有文:〈情缘马戏团(上篇) 沈常福携奇人异兽红遍亚洲 马戏团流金岁月〉,《中国报》, 2017年5月15日;及阿杜:〈沈常福马戏团〉,《文汇报》,2000年9月16日。历史风俗掌故专家吴昊的脸书专页曾贴出几帧题为「大象落难记」的照片,指1975年一个泰国大象表演团来港演出,门票销情欠佳,又缺旅费回国,九头大象与工作人员流落在铜锣湾。见〈吴昊(老花镜)〉,Facebook,2017年10月21日,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648102281908704&id=465275270191417。《华侨日报》1975年8月4日亦报道了泰国大象神技团来港演出的消息。2000及2003年莫斯科马戏团曾两度来港演出,2003年12月的一次包括有驯兽师和罕见的西伯利亚白老虎表演。见《文汇报》,2000年10月5日;〈莫斯科马戏团叫好叫座〉;《明报》,2001年4月20日,《香港新闻博览》;《苹果日报》,2003年10月15日。

[29] 1970年8月1日荔园发生两长臂猿脱笼伤人事件,《华侨日报》、《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工商日报》均有报道,其中《大公报》及《文汇报》提及猿猴是受三青年掷石攻击刺激,发怒而伤人,也提及受访者「不满有关方面管理失责」,重点都在管理与伤人,不在猿猴的照顾。除了《华侨日报》的报道比较平实,其余三篇报道篇幅虽长,却似猎奇故事,《大公报》、《文汇报》更写得绘影绘声,彷彿记者亲历其境,把新闻事件写成引人入胜的惊险故事,可见当时社会连动物福利的观念也很薄弱。《大公报》亦提及几个月前亦有一次猿猴走失,几日前又有一次猿猴咬伤人事件。见《大公报》1970年8月2日,第四版;《华侨日报》1970年8月2日,第一张第四页;《香港工商日报》1970年8月2日,第五页;及《文汇报》1970年8月2日。1974年12月9日荔园动物园的印度虎因工人疏忽而逃脱,在园内引起其他动物慌乱,其后警方出动麻醉枪围捕,结果老虎因麻药过量死亡。这宗事件《华侨日报》、《大公报》、《成报》及《明报》均有报道,《大公报》对老虎走脱过程的报道虽然也是鉅细靡遗,但猎奇色彩已稍为收歛。见《华侨日报》,1974年12月10日,第一张第四页;《大公报》,1974年12月10日,第四版;《成报》,1974年12月10日,第四版。1989年10月22日荔园一头美洲狮乘管理人员入笼餵食,抓伤管理员后逃脱,最后被渔农处(2000年改名「渔农自然护理署」)兽医发射麻醉枪制服。《华侨日报》少有地在头版以三篇篇幅报道,除引述渔农处发言人的发言,也访问了深水埗区议员。渔农处发言人指动物园须遵守《公众卫生(鸟兽)(展览)规例》的《鸟兽展览营业守则》,渔农处每月会派人巡查。动物园展示动物的守则开始受关注。见《华侨日报》,1989年11月23日,页1。

[30] 〈迪士尼旁拟建马戏场地〉,《明报》,2000年2月25日,《香港新闻博览》。

[31] 据2014年12月出版的《海洋公园年报》披露, 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园内共有1,107只动物死亡,较上一年度大幅增加六成,当中756条鱼类更是在展示期间死亡,佔该年度死亡的鱼类76%。见〈海洋公园上月客量新高 全年死亡动物增六成〉,《明报》,2014年12月4日。

[32] 撒雅:〈假保育,真虐待?海洋公园与保育团体对质〉,香港独立媒体网,2014年2月19日,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2622。

[33] 欧贝瑞认为凯西是自杀的,因为海豚的呼吸是有意识的行为,他认为凯西是不愿再承受囚禁与训练的巨大压力,选择停止呼吸。见The Cove, directed by Louie Psihoyos (OPS, 2009). 及欧贝瑞(Richard O’Barry)、罗德(Hans Peter Roth)着,侯淑玲译:《血色海湾:海豚的微笑,是自然界最大的谎言!》(台北:漫游者文化,2013)。

[34] 日本官方公布的资料则指2007年太地町捕杀的鲸豚数量为1,569条,全日本捕杀的鲸豚共13,080条,其中只有1,239条鲸豚是以驱猎方式捕捉。见Toshihide Iwasaki, Japan Progress Report on Small Cetacean Research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Far Seas Fisheries, 2008), http://www.jfa.maff.go.jp/j/whale/w_document/pdf/h19_progress_report.pdf。

[35] 欧贝瑞:《血色海湾》,页91。

[36] 欧贝瑞:《血色海湾》,页93。

[37] 欧贝瑞:《血色海湾》,页92-93。

[38] 欧贝瑞:《血色海湾》,页92。

[39]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简称FAO)的统计,在自然猎区生长的海豚可活到30岁,被关起来饲养的海豚平均寿命则只有5.3岁。见欧贝瑞:《血色海湾》,页86。

[40] 西西:〈前言〉,《猿猴志》,(广西:广西师範大学,2012),页6–7。

[41] 黄静:〈答问西西:末世缝猴〉,页37。

[42]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 27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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